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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那段被淡忘的大屠杀(1)

2014-09-29 13:29:5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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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奥斯卡印尼屠杀华人纪录片《杀戮表演》片段

930事件

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

930事件

9.30事件”发动者、被捕的翁东中校

930事件

当年逆袭政变上台的苏哈托

930事件

930事件

930事件

当年屠杀印尼共党员和华人的情形

印尼9.30事件:那段被淡忘的大屠杀

(帖子太长,懒得修改,暂且保留如此)

在“印尼9.30事件”发生49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今年初,一部反映印尼1965年发生的“9.30事件”的屠杀华人纪录片《杀戮表演》(也有翻译为《我是杀人魔王》、《杀戮演绎》),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这是继去年入围第63届柏林电影节“电影大观”单元,完全由观众投票选出的“观众大奖”后的又一荣誉。今年9月初,又一部被人们称作为同一惨案续集的《沉默之像》纪录片,又获得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两部同一题材的电影,再度引发人们对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9.30事件”的关注和追忆。

印尼“9.30事件”至今49年了。因大多当事人都已逝去,许多谜团至今仍无法揭开。如今世界上对此事件发生内幕各执其词说法不一,许多内幕仍扑朔迷离难以断定。但看看当年的印尼社会背景,或许能挖出点眉目。

一、“9.30事件”发生前的印尼形势

1960年代,是个世界动荡的日子。亚非拉各国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美国陷入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战争泥淖里不能自拔;“中苏论战”和“共运分裂”显示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但总的格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还是不利的。

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又相对是亚洲大国,在不结盟国家中地位举足轻重。这位曾长期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尼“国父”苏加诺貌似中立,却对西方多有批评,颇具当年“共运”同路人的立场趋势。在外交上,苏加诺政府加强了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断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并发起了万隆亚非会议,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还与我国当年高层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交情笃深。

当年美、英等国借北加里曼丹与印尼在加里曼丹岛北部领土问题,插手地域冲突,借此做“跳板”加强对东南亚的实际控制,这遭遇“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而反对马来西亚建国、主张“大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坚决抵制,并支持沙捞越等地以当地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武装。随即印尼举国反帝情绪亢奋,工人们先后强行接管了英、美在印尼的企业,使得印尼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19651月因与马来西亚的纠纷退出联合国……这些因素,让相当重视印尼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的美国深感头痛,把苏加诺视东南亚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人物,竭力想推翻苏加诺政权改变这一倾斜格局。

1965年之前,印尼国内矛盾也呈现一种极为尖锐复杂的格局。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后,国内政坛一直存在着左、中、右三股政治势力,左派以艾地领导的印尼共(翌年由地下变合法公开活动)为代表;“国父”苏加诺创建的国民党是中间派代表;以马斯尤美党、印尼军方和地方武装集团为右派代表。他按照早年的“纳沙贡”思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词的缩写合称),组建了由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者三派的联合政府,以求在印尼实现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的团结。苏加诺是名义上的国家总统,声誉威望也很高,但政府许多重要部门特别是军队,他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在右翼军人手中。实际上以苏加诺和印尼共为代表的左翼,与陆军右翼和某些伊斯兰组织也矛盾不断。到了1965年政变前,苏加诺的“纳沙恭”已经变得很脆弱,一触即碎。

同样,苏加诺的政策也让国内矛盾剧增与日俱增。1956年后期为消灭异己强行解散国会,并提出制定“指导下民主”和“指导下经济”政策,实际在实行个人独裁,使国家连续发生危机 1957年他遭遇过几次暗杀。1958年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地爆发地方叛乱。从1957年末,及后来的1964年到1965年期间,印尼各地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风起云涌,直接威胁荷兰、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和农场利益的骚乱,苏加诺焦头烂额几乎无法遏制。
  在这种国内外严峻形势下,为在军事防御上有所均衡备,19651月,印尼共主席艾地,就曾向苏加诺建议武装工农,成立在陆、海、空、警以外的第五种军事力量。苏加诺有条件同意了该建议,并把这种工农武装称为第5军。印尼共在空军的支持下,开始对一部分工农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到当年9月,已训练工农约2000人,这让国内利益集团和军内右翼感到恐慌。在当年5月印尼共成立4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苏加诺再度解释了他的“纳沙恭”思想,这让印尼右翼深表不满。“纳沙贡”合作的问题上,使得以苏加诺和印尼共一方,与以陆军高级将领为另一方的对立面公开白炽化,刺激了各怀鬼胎的动作加速。
  在经济上,苏加诺政权危机也显端倪。1965年,印尼的通胀率已达到650%,财政出现赤字外汇储备开始枯竭。国民生活费指数由1958年的100飙升至1965年的18000。苏加诺推行的“印尼式社会主义”路线,虽然将大部分荷兰在印尼的企业收归国有,还通过了“8年全面建设计划”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但总的效果并不好,引发了部分工农民众对苏加诺政权的不满。

1957 年末、1964 年至 65 年期间,国内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各类矛盾招致的动乱不断加剧,这种严峻形势苏加诺几乎无力遏制。而各派政治力量也各怀鬼胎,他们借经济危机对苏加诺政府的左翼倾向日益不满,要求成立军政府。外加一些国家从中作梗暗里插手,使得印尼政局变得扑朔迷离。这些矛盾激化,加剧了国内缤纷斗争的复杂性,让潜伏10年的危机步步逼近,终于爆发“9.30事件”。

二、“9.30事件”的发生

19658月,65岁的苏加诺旧病复发,他身后的权力宝座,必然是各派政治势力觊觎的目标,左、右派都暗里磨刀霍霍伺机下手。客观说,我认为可能发生的政变概率,应该说左、右派各占一半,关键是谁先下手如如何把握住时机。这或许就是“9.30事件”的最根本起因吧。只不过是左派“先下手为强”,右派却后发制人逆袭成功而已。

1965921日,据称“将领委员会”的40名陆军高级军官在雅加达秘密集会,要从首都外调遣军队准备在105日建军节时推翻苏加诺政府。这个消息被总统卫队营长翁东中校获悉。翁东等人是一批铁杆苏加诺分子,后来也有说翁东是印尼共党员。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左翼分子是肯定的。他随即联合效忠于苏加诺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等人,决定先发制人抓获这些政变陆军领导人。

930日夜10 点,翁东等人带领7卡车身着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于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冲突中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遭处决。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因预先接到告密电话翻墙侥幸逃脱。事发后,翁东等宣布解散内阁设立“革命理事会”。并于第二天一早向发布全国公告,声称此举是为“保护苏加诺总统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但苏加诺并没有公开亮相支持,这让政变一开始就显得神秘诡异。

这一突发事件,当即给右翼军人集团公开提供了反共口实,决定出兵干预。10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陆军少将苏哈托出马,拒绝了苏加诺“政治解决危机”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随即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场政变肯定都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行动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并实行戒严,随后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夺回哈林空军基地,翁东等人被捕,他与参与“9.30运动”的大多军官遭到枪杀。

9.30 事件”后,苏哈托以负责恢复全国治安和社会秩序名义,先是软禁了苏加诺掌控全部大权。随即公开指责印尼共是“9.30事件”的主谋。10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被封并军管;10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10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开始了印尼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对印尼共全面清剿和大肆排华的大屠杀行动。

三、印尼共何以短期内被几乎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亚洲成立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0年多党组建成立,曾叫“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资历比中共还长,曾是抗击荷兰殖民者和“二战”时期,是从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大家最为熟悉的世界名曲、印尼民歌《宝贝》,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我国至今不衰。这首歌曲就是反映独立战争时期,据说是一个印尼共游击队员妻子借哄孩子入睡唱的小调,对在外抗击荷兰殖民者丈夫怀念的“印尼摇篮曲”。

苏加诺政权成立后,它由地下组织变为公开的合法组织,并参与苏加诺政权各个层面。1960年代初,印尼共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并成为苏加诺总统可资依靠的政治力量。苏加诺曾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印尼共的支持。他不止一次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在这种背景下,印尼共力量也随之空前壮大,据称到了“9.30事件”前夕,仅登记的党员就达500万;它领导下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及支持者估计在2000余万,直接影响印尼两成人口,成为左右印尼国内政治舞台的举足轻重力量、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这种强大阵容趋势,令右翼势力和军方倍感不安。

印尼共不但是印尼争取民族独立时期的中坚力量,也是苏加诺政府的最有力助手和最亲密朋友,苏加诺和艾地间就互相称兄道弟。艾地本身就担任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尼共第一副主席鲁克曼担任了国会副议长,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担任了内阁国务部长等。印尼共党员,也不少在印尼各级政府任职,

印尼共亲中共也是个公认的的事实,主席艾地就自称是“毛泽东的小学生”。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印尼共基本倾向于中共的“反帝反殖反修”。但遗憾的是:印尼共制定了结合本国现实的行动纲领,过于迷信“和平过渡论”,只注重议会竞选的党员人数选票,盲目发展党员只关心数量却不能保证党员质量,颇有点走“全民党”的味道,许多党员也就是为了混个脸熟的时髦。我这里举个例子:1964年中苏论战中共出台《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八评”,主要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大谈“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鼓吹“暴力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革命手段”。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迟迟不肯刊登“八评”。后来虽然刊登了却把有关“暴力革命”的“精髓”大都删除。显然,印尼共不赞成中共的这种暴力观点,也不想让“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些东西刺激苏加诺和右翼势力。

印尼共身份的公开暴露、对苏加诺抱有过高幻想、没有“党指挥枪”的武装(虽然有几千人的武装,但在训练和装备上远不能与军内右翼力量抗衡)、素质低下的党员群体、事发突然放松警惕和应对手段等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面对苏哈托的血腥镇压,全党上下显得手足无措,更没能力及时动员自己2000万党团员及支持者的反击,只能坐以待毙作鸟兽散,印尼共高层和各级党员,也只能无奈被“瓮中捉鳖”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尼共主席艾地躲在中爪哇的玻约拉里一个同情者的地窖里被抓,1122日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年仅42岁(“文革”中民间曾有毛泽东196512月《卜算子.悼艾地》的诗词流传);其余在国内最高层领导人也相继牺牲,最终印尼共群龙无首陷入任人宰割的混乱悲惨境地。唯一一个印尼共候补委员、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素福,因是常驻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幸免于难,其“光杆司令”身份,也成了后来世界上支持我们的少数“反修马列政党”之一,经常以名存实亡的印尼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各种声明。

显然,今天再回头从印尼国情看,印尼共最高层缺乏这种战略目光,或许还真能证实,在特定的环境下“暴力革命”有一定道理。印尼共“血的惨痛教训”大悲剧,包括19739月,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被右翼政变军队颠覆(阿连德是战士,亲自持枪在总统府与叛军交火壮烈牺牲)等事件,对曾一度批判“资产阶级妥协和抱有幻想”、鼓吹“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规律”的我党来说,也在一些文章中隐晦批评过“议会道路”。这都是后话了。

苏加诺的联共言行(其实他本质是反共的)、印尼共的革命举动(尽管在武装自己上表现的软弱),自然引起印尼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右翼势力的怨恨,外加美、英、澳等国的明显支持,也就有了“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政权政变的伏笔,印尼共首先被“开刀祭旗”成了必然的结局。高层的战略失误和缺乏应变能力等因素,让这个世界第三共产大党瞬间消亡。

四、谜团:究竟有多少人被屠杀?

9.30 事件”随后的几个月内,据称有20万人印尼共党员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据始终遭质疑),约有50万至100万印尼共党员、支持者或亲属被杀害,百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近半数为华人及华裔。据说当时大屠杀梭罗河水被染红,漫山遍野被屠杀的腐烂尸体。军人连同暴民随意斩首并把头颅“示众”各岛各地比比皆是。大屠杀随后又延续几年,整个印尼共几乎被斩尽杀绝至今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印尼共组织的身影。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远大于1927年中共还处于少数时遭遇的“4.12事变”大屠杀损失。

为什么华人被杀很多?主要缘故是早年抗战时期,有大量华人华侨参加抵抗游击队,战后成了印尼共的主要组织成分和民众基础。苏加诺政权后,印尼共崛起,其党员以华人居多。而挑拨华人与土著间的矛盾,是自荷兰殖民时期至日治时期,印尼当局的一贯统治策略(即便是苏加诺,其本质也是反共的,这从他当年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

究竟有多少印尼共党员和华人被杀,史学界至今仍是争议的数字,也是个充满谜团的历史悬案。印尼官方1975年曾公布总死亡数字是“45万到50万左右”。法国《新观察家报》和英国《卫报》在19663月、4月先后引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前者说被杀害者为“30万到35万人”;后者说被杀害者“很可能在60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40万人”。1966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15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而国际上公认的死亡数字,仅截止到19664月,因该事件死亡的人数就达50万之多,其中至少有30万是华人。各国一些史学专家认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死亡人数应在百万人左右。但印尼新独裁政权屠杀的华人人数,也起码与当年日寇“南京大屠杀”屠杀国人相当。遗憾的是:这一数字我们始终低调处置,随后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并不清楚。只是几十年后牵扯到中日紧张关系,以及当年印尼大海啸灾难,我们出于人道援助引发一些国人的“记仇”,才有人毫不讲情面给抖落于众。

苏哈托军人独裁政权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就连当时扶持他上台的西方国家政客和舆论界都看不下眼,说这是“残酷无情的恐怖”;“印尼这场行动的规模相当庞大,经常发生令人怵目惊心的野蛮事件”。就连支持苏哈托上台镇压进步势力的美国中情局,也惊呼这场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悲惨的集体谋杀”。极端反共的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也惊呼,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今天回头再分析这场“政变连环”的悲惨恶果,当时翁东等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忽视了最该抓捕的最有军队实权的苏哈托。结果正是这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组织了有力反扑,改变了翁东们的异想天开左翼政变,却演变成了另一种颠覆更严重的右翼军事政变(当然,若是翁东等人的政变得手,或许也是对右翼的反攻倒算,就地正法的6位将军就是一个佐证)。至此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19683月,苏哈托正式当选为印尼共和国总统,从此,印尼进入长达32年的苏哈托独裁时代。

五、大谜团:谁是“9.30事件”真凶?

长期以来,“9.30事件”内幕一直众说纷纭疑点重重,但迄今为止,该事件的大多事实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年代已久,涉案人员和当事人员或当年被处决或都故去;加之大量档案仍被印尼官方封存,要想揭开这一事件真相,已成为一道世界难题和历史谜团,也仅仅借有限资料或推断分析做某种猜测了。

谁插手了“9.30事件”?“冷战意识”两种力量会按照各自立场指责对方,也就有了印尼共、中共、印尼军内右翼和美国等西方国势力插手的说法。但我觉得,冷战意识和政治势力对阵的当年,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各自磨刀霍霍指向对方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谁插手该事件皆有可能。但我觉得也应客观分析,不能立场决定意识一昧去想当然;我还认为,前总统苏加诺可能插手,也应该是怀疑对象。

如今在谈及“9.30事件”谁插手的关键所在上,左派认为是印尼右翼军人和美英澳等国介入插手;右派声称印尼共和中共插手策划。左、右两股势力各执其词难以断定。但我认为,由于当年国际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两种势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些望风捕影。右派势力多年言称“印尼共及由它背后支持的中共策划了政变”是否有真凭实据是个悬疑,需待未来档案公开后由史学界去研究证实,绝非几句“阴谋论”的栽赃所能解释了的。当然,人们也可以反诘右翼或国际支持也可能策划了这次政变,然后嫁祸于他人消除异己独揽大权,更需要翔实的证据。但现在只能猜测,而且所有的质疑也皆有可能。

我也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去做一自己的分析,不妨假设以下5种势力可能插手:

印尼共?

据中情局审讯记录,“9.30事件”核心领导人物有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及印尼共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副局长波诺等5人。而特别局是印尼共的秘密特务组织。该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在审讯中承认自己是“运动背后的智囊”。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

显然,这一证据若真,印尼共必然“罪责难逃”。而且“9.30事件”后的102日,雅加达的印尼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9.30运动”;梭罗市的印尼共市长也宣布声援;随后的一些支持游行印尼共也参加了。这些现象,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肯定印尼共是插后政变的祸首。

这里人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印尼共发动政变的可能:一、发觉扶持印尼共的苏加诺病重,为防身后权力被右翼军人夺取而先下手为强;二、西方扶持的右派军人势力若是上台,腥风血雨局势对印尼共可不是什么好结局。

苏加诺的病重,右翼势力的躁动,以及美国中情局的暗中活动,极有可能是诱发印尼共孤注一掷先发制人的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据中情局报告说,印尼共领袖艾地曾在828日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印尼共应当坐等总统逝世、让自己遭受突然的打击呢,还是先发制人,挫败陆军的行动和攻击?我更倾向于先动手。”而事实上连同930日夜的6名高级将领被杀的情绪,和印尼共的背后行动,也是促使反共的军官认定是共产党搞的鬼,必须下决心彻底摧毁它的最主要因素。

9.30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参与者翁东,我看最早的一些资料说他的左翼身份,并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发现一些资料却称他是印尼共党员,推翻了他先前仅是个苏加诺分子的界定。我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如果翁东真是印尼共党员而不是造谣,这事就难以与印尼共扯清关系,也就为印尼右翼势力宣称印尼共参与策划参与这次政变提供了有力的把柄。

9.30事件”爆发后,据美国中情局的审讯记录称:“只限由党主席艾地一人掌握”的印尼共秘密组织“中央特别局”,是策划并实施了这次行动的源头。这也为随后苏哈托发动反政变并在印尼全国实行反共大清洗的理由。

但我个人还是持点怀疑态度。仅就事件发生后艾地等印尼共最高层和印尼共被屠的毫无抵抗悲惨结局,我发现同年8月形势紧张箭在弦上,印尼共主席艾地还有雅兴去莫斯科访问,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也跑到了黑非洲访问,丝毫没有密谋策划的应急准备的迹象。只是苏加诺发现政局紧张端倪发紧急电召,他们才匆忙回国应对。这说明印尼共对政局突变缺乏警惕很被动。

930事件”后,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一直说印尼共策动政变,就连始终支持右翼军人政变镇压左派的美驻印尼大使格林,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并不确定”,“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所以我认为:印尼共蓄谋推翻苏加诺政权的可能性极小。第一,印尼建国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它加入“纳沙恭”联合政府,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本身高层就是政府高官。从几年内印尼共多次帮助苏加诺平息了工农的骚乱,证明它还没有与苏加诺抓破脸的迹象。第二,结合印尼国特色,印尼共注重走议会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这点与中共有分歧。它的高层坚持“两步走”理论走,即先资本主义阶段再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不赞成在印尼走暴力夺取政权路子。第三。印尼共对军队仍抱有幻想,即便印尼军内高级将军们谋反迹象明显时刻,仍然敦促党员和追随者要克制,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有信心。第四,也是最明显的一条:在“9.30事件”发生前,印尼共并没有对高层成员吹风暗示,更没有向各级组织和众多党员,工、农、青、妇组织进行任何动员和警惕,这从包括艾地等几个高层迅速在各地被捕被杀很能证明。印尼共在大抓捕大屠杀中毫无抵抗几乎被斩尽杀绝,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大武装进行抵抗的迹象,即便镇压后有小股印尼共人民军、志愿军残部抵抗,但大都被苏哈托军方消灭或被迫投降。

今天,我们有理由回顾印尼共的种种不足和教训,但印尼共高层若插手政变和做好应急准备,它绝不会落得如此悲剧地步。实际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毫无防范的印尼共高层,或许对翁东们要发动一次突袭政变蒙在鼓里,起码在时间上他们并不掌握,否则艾地等人就会流亡他国,绝不会傻了吧唧回国自投罗网。即便翁东就是个共产党员,那他的顶多是个“未向组织汇报和请示”的个人鲁莽行为;或者说他领印尼共特务组织密令“突袭”行事,反证了印尼共一些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苏加诺左右形势的能量了。

苏加诺?

政变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翁东是苏加诺的卫队长、苏加诺亲信和坚定的苏加诺分子,他效忠苏加诺是必须滴,这点毋庸置疑。在“9.30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我曾看过一些国内为数不多海外资料,当时也并没有说翁东是印尼共党员。

一个小小的卫队长,若没有“最高指示”,是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起举国皆惊的“军事政变”。显然,翁东的反常行动比后有靠山或更大势力。

根据当时印尼军内右翼势力对权力的蠢蠢欲动,苏加诺早有预感并深感不安是肯定的。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翁东是否被苏加诺暗示反动政变?

苏加诺政变后权力全部被剥夺并被软禁。鉴于苏加诺的国内外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政变右翼军人自然不会立马废黜他的总统职务,这里面必有政治交易,所以他后来对军事政变政府和苏哈托说了些什么,他们之间达成了什么不宜公开的协议、苏哈托又隐瞒些什么……因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都已逝去,答案大约成了永远的谜,或成了“国家机密”被永远封存,这些人们都无从知道。而翁东政变失败后未经形式上的审判当即被处决,是不是某种急于“灭口”怕泄露天机一绝后患的手段呢?这些都是难以解密的历史悬案。

我这里有段前几年的媒体记载:早在30年多前,澳大利亚人莱格在其著作《苏加诺政治传记》中称,“9.30事件”的主要事实虽已众所周知,“但对其细节和内在含义可能永远莫衷一是”。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主要有三:第一,苏哈托到底知不知道7名将军要被绑架?第二,为什么手握兵权又持反共态度的苏哈托的名字不在被杀的将军名单中?第三,为什么翁东要将抓获的将军残忍地杀害?

显然,这段话起码证实:苏加诺还是相信苏哈托并对他抱有幻想的,或许他们间事先早有默契。而另一个是事实:“9.30事件”行动之夜,翁东先派拉蒂夫去向苏哈托汇报,也让人怀疑苏加诺和苏哈托之间有什么“阴谋”。

我这里还可以引证一些资料,来证实苏加诺可能介入“9.30事件”的可能:

19658月,主管情报工作的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接到情报,说陆军成立的“将领委员会”,计划105日在印尼武装部队日总统检阅部队时发动政变。我想这一点苏班德里约不会不向苏加诺汇报。所以在不久的817日和91日两次群众大会上,苏加诺就曾公开点名和警告包括亚尼在内的一些军队将领,说他们即便是当年抗日的将军,若现在破坏反新殖民主义斗争,他们就是反动派。

而参与“9.30事件”前军官拉蒂夫出狱后,也披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说:在930日当晚行动时,他曾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政变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 9 30 日那天,这7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再细分析,这次“9.30事件”大行动,仅断定由翁东等少数激进分子自己策划和实施不太可能。他们只是登台被“看不见的手操纵”表演的小角色和马前卒。苏加诺极有可能事先就知道内情,他后来希望苏哈托军人政权能“政治解决”的建议似乎也说明这一点。仅仅几个左翼政变者,之所以敢于干脆利落杀掉多个军方高级将领的冒险,背后若没有更权威的大人物默许或支持,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苏加诺想借机政变迅速除掉军内右翼将军的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

中共?

在我的记忆里,印尼的前总统苏加诺既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家,也是个有点共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早年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尼国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对中国和华人友好。由于对当时“反帝反殖”形势看法完全吻合,使得我国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印尼苏加诺政权关系相当密切。双方不但政治上相互支持,而且还积极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加强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其中我国向印尼无偿提供组建民兵所需的武器装备(“9.30事件”后未果)。苏加诺本人也于1956年、1961年和19643次访问华,是当年我国的老朋友。两国之亲密,一时被世界宣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

1965年“9.30事件”前9个月,是中国和印尼关系最好的一年。印尼与中国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我国“10.1”期间,北京集聚了印尼大小28个社会团体共500多人的观光访问代表团(事件刚发生还未波及到这个时段),创历年我国同印尼两国交流往来之最,这在当时我国对外关系中很少见的“蜜月”。

同年5月底,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代表中共去印尼参加印尼共建党45周年庆祝活动。苏加诺在雅加达举行的这个万人庆祝大会上,高度赞扬印尼共为争取印尼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他提出的“纳沙贡”口号重新做了解释。彭真等也在印尼共操纵的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时,发表了热情洋溢对印尼共及反帝反修问题的长篇讲话。他的讲话,当年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发行(我还保留过)。8月初,艾地又率印尼共代表团回访我国受到热烈欢迎,彭真、康生、杨尚昆等陪同还看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这些,足以看出我国、我党与印尼、印尼共的兄弟和同志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中共主张“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始终对东南亚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共产党和武装斗争给予道义、物质上支持。当地华人多、地缘与中国靠近、政治容易中共影响等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多亲华,而且党员成分也华人多。这些历史成因,也成为印尼右翼和西方势力由此及彼“想当然”笃定有有中共幕后“颠覆”的思维。例如196510月底,就有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向媒体宣称:1965101日,有2000件中式武器交到了印尼共手里……这些,也必然成为苏哈托集团趁机声称中共提供军火插手9.30事件政变的罪名之一。而且要求中共就支持“9.30政变”向印尼道歉始终贯穿于苏哈托时代。

但我在1970年代的“文革”时,曾读过一本国内“内部发行”的西方人探讨“9.30事件”内幕的长篇调查(该书作者名字我记不清了)。里面引用了大量西方尤其是美国中情局资料,证实了“9.30事件”与中共“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大意如此)……但或许这个调查是写于该事件不久的时期,有一定的片面局限性或不完整,但后来这个事件因“文革”国人忙于“斗私批修”而被淡化,抑或我们对“9.30事件”真相的封锁,除了1967年红卫兵回应印尼暴行对印尼使馆打砸烧的“反反击”过激行动、我国“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的暴行”和印尼方的“强烈抗议”外交辞令对弈外,我再也没看到质疑这种说法的资料。

据说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也竭力寻找中共支持政变的线索,但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只能借政变前中国与印尼的经济贸易(包括军火)、中共与印尼共的亲密关系提供的帮助上大做文章。

我认为,意识形态上,中共肯定会支持这种“消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反动派”的左派政变。但在实际上主动去操纵这次“9.30”政变的可能性不大也不现实。这是因为当时两国领导人私交很好,苏加诺的内外政策也基本与我国合拍,印尼共亲华而且势力大,整个印尼呈现一派反帝反殖的大好形势……这些步调一致的积极因素有利我方,我们自然不会去颠覆这种难得有的几个好朋友的氛围,以昭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然,我们始终支持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他们提供道义上、物质上的声援和支持,这必然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抗议。由此及彼联系到印尼苏哈托集团,把矛头指向我国的是“9.30事件”的幕后策划和支持者,无疑会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也是苏哈托集团搏得西方和反共国家喝彩的一张“王牌”。

印尼右翼军人?

1964年秋苏加诺出国访问期间,在印尼政府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的幕后支持下,在雅加达出现了一个以支持苏加诺为名、实际上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的组织“苏加诺主义派”。苏加诺回国后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在该组织被解散前,印尼陆军已接管了它的一家报纸,更名为《战斗报》。“苏加诺主义派”解散后,陆军又接管了它的另一家报纸并更名为《武装部队报》。从此,陆军拥有了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对抗的公开舆论阵地。19651月,陆军司令亚尼把一些陆军将领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思想库”。

随后的“9.30事件”前夕,印尼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右翼军人建立“将军委员会”等传言四起,似乎在验证着传言的真实性,如同年5月,苏加诺在印尼共庆祝建党45周年大会上演说对“纳沙贡”合作含义重新做了解释后,《武装部队报》就发表社论公开反驳总统,这在当时显得很反常。

20077月,麦克·海德等在《悉尼晨锋报》上引用了当年“9.30事件”参与者、刚于当年3月被释放的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和前中校拉蒂夫的访谈和声明表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作对印尼共清洗的证据。
  930日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7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在行动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告诉他们:这7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苏加诺总统。
  然而,“9.30”行动有两个疑问:首先,按命令去抓与美使馆和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长那苏兴,结果扑了空让其逃脱;其次,为何没派人去逮捕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而且还是相信依靠的对象?
  邦库斯坚称对他下达命令上级军官与印尼共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9.30”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
  而另一位参与事变的军官拉蒂夫说,当他奉翁东之令去向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7名将军想夺苏加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这些疑问至今仍无确切资料证据真伪,仅出于一些当事人事后的言论。苏哈托对谋杀7将军是事先预知呢,还是参与了另一种政变策划组织?或者欲擒故纵借刀杀人?这些都需要未来对事件真相的资料公开和进一步调查。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什么苏哈托能在101日行动迅速短期平定政变和屠杀左翼人士?显然,没有预先密谋策划和充分准备,这种大屠杀的逆袭政变是绝对不可能奏效的。

有资料显示:1965年初,美驻印尼大使琼斯曾致电国务院透露,说“某某人”当天告诉他,说印尼军方已经制订了一个具体计划,准备在苏加诺病逝后立即接管政府。最高军事指挥部甚至决定在苏加诺健在时即采取军事接管行动。这事若属实,可以断定印尼军方早有预谋政变,只是动手与翁东相比慢了半拍。

9.30事件”后,苏加诺想挽回局面,但在军方右翼势力控制下被架空。19663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他签署所谓的“3.11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37日,苏加诺被迫交出权力,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苏加诺仍是名义上的总统。19673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的总统任命.至此,苏加诺彻底从印尼政坛消失,苏哈托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2年的铁腕统治。

美、英等西方势力?

先看英国。有英国记者曾从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9.30事件”前的幕后联系。据这些报导证实,当年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RD)曾针对印尼共、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目的在重蹈英国对付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借此保护它在马来西亚的利益。当时BBC驻新加坡一特派员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西方记者入境,英驻印尼使馆就成为信息的唯一来源,IRD 有机会操作新闻,借BBC等媒体向外散布“共党将要血洗雅加达”等谣言。2000816日,当年的战时国防部一秘书也承认IRD曾插手此事。不过英政府始终否认其秘密情报局在该事件中充当角色角色。这些,我认为主要是英国因马来西亚问题对苏加诺政权的报复,以及稳固在东方的势力范围。

再看美国。1965年初,美国中情局曾判断:“苏加诺活得越久,印尼共掌权的机会就越大。……要是苏加诺不久就会去世的话,最有可能接掌政府大权的,是非共的军人或文人集团”。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从19651217日到1966810日间,美国中情局和美使馆,秘密向印尼陆军先后至少提供了3份印尼共从高层到各地基层领导人及其住所的名单电报,总人数据说在5000人以上。有美国记者曾采访许多前美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也提到这份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被杀,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2001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库,获得了几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表明美国与苏哈托的紧密联系。不过国家安全档案库方面事后声称“这些通信文件曾被严重修改”。美国有学者认为,虽然很难证实美国政府公开参与“9.30事件”,但有证据证明,美国政变前一系列政策,使得苏哈托逆袭政变更容易得手。但美国在大屠杀中究竟介入多深,尚待更多材料印证。

近年来一些资料也证实,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就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还完全缺乏这些西方国家导演政变的有力证据,大都是“9.30事件”后美、英、澳等国在舆论上支持苏哈托上台的消息,以及政变之初对印尼共与左派镇压的声援。但随后对扩大化的无情屠杀又有所谴责,甚至还派船只运送外逃的华人难民。今天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视或抹杀。

但一些左派学者引述资料认为:一场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政权的阴谋,早已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煽动、策划、组织之下,在印尼陆军高级将领里秘密地、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63年后,约翰逊曾多次给美驻印尼大使发机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策,“目的是继续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势力,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斗争。”1964年后,苏加诺和印尼共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和就马来西亚问题与英美对抗时,约翰逊政府官员多次与右翼军人代表纳苏蒂安密探,幕后加速对印尼右翼势力颠覆活动的扶持。196519日,美驻大马大使馆致电国内政府,建议采取措施敦促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接管政权,镇压印尼共。到了1965年夏,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这场幕后活动的主角,在美国方面是约翰逊政府,其主要人物是后任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和美驻印尼大使琼斯;而在印尼方,则是国防与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亚尼等。

这些学者同样带有“冷战”意识形态因素来分析,再加上当年世界上两种力量彼此的渗透和颠覆,我当然有理由想象出美国这种作法的必然性。

同为海德等人所披露的曾属于“机密档案”的新证据表明,所谓的“印尼共政变”,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的军事政变。在列举了英国政府很多当年不光彩的事实后,海德说:“印尼的案例显示出政治文化是如何千方百计强制性地遮掩事实真相的。因为这些事实真相一旦暴露,就会显示一个国家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或许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媒体早就应该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让人们知道英国参与过的那些悲剧性事件,包括1965年印尼无数农民家庭遭到屠杀、1975年印尼军队对东帝汶平民大开杀戒、 1999年大批东帝汶平民逃离印尼的暴政。然而事与愿违,对于英国在这些悲剧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媒体始终保持沉默。”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曾被关押多年的墨里斯少将在受访时称,“9.30事件”是“内外因素”造成的。或许他这句笼统的“正确废话”,最能说明这次事件发生各方政治势力表演的正确结论吧。

下接第二部分: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138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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